汉字结构六书说（汉字“六书”造字法研究）

摘要：汉字是全球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字，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具备强大生命力的表音文字。此恰如恩格斯所讲的那般：“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对于汉字的起源，历史上曾流传各种各样的传说，比如：“结绳说”、“仓颉造字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等等。在《说文解字》中，许慎首次提出了“象形、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的造字法，也就是“六书说”。“六书”是古人在造字时必须遵守的准则，所以对“六书”造字法进行研究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汉字；“六书”；造字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汉字作为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备受全球各国的关注。正是由于“六书”造字法，才形成了当前形神兼具的中国汉字。从班固的《汉书》、许慎的《说文解字》，到陈独秀的《文字新诠》、王初庆的《中国文字结构析论》，都认可了“六书”造字在汉字起源、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2 “六书”理论的发展及时代价值

2.1 “六书”理论的发展

（1）“六书说”

班固在《汉书》中提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及：“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许慎不仅提出六书的名称，而且对这六种理论做了具体阐释。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形：“画成其物，随体洁诎，日月是也。”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2）“三书说”

唐兰在其著作《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中将汉字造字法归纳为“三书”，也就是“象形、形声、象意”。唐兰认为：象形、形声、象意“三书”，完全能够覆盖所有的中国文字；“形、声、意”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三书”对其进行划分，则不会导致混淆不清的问题。

陈梦家在其著作《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了“新三书说”，他认为：应该将象意和象形合称作“象形”，并且将假借字当作汉字的常见类型，所以陈梦家的“新三书说”主要包含象形、形声、假借。

（3）“新六书说”

詹鄞鑫在其著作《汉字说略》中提出了“新六书说”，即“指示、象形、会意、象事、变体、形声”。自古以来，汉字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直到行书的数次变化，象形字已失去“象形”的特征，指事字、形声字、会意字同样不再“指事、形声、会意”，同时产生了很多既不表意又不表音的符号，当代学者将其称作“记号”。比如：“鸡”中的“又”就属于记号，其既不表意又不表音。

苏培成提出：从现代汉字的内部组成来看，主要由音符、意符以及记号三部分组成；以上三种字符相互组合，形成了现代汉字的六类结构。为了将其与传统“六书”相关联起来，可将其称作现代汉字的“新六书”。苏培成的“新六书说”主要包括：形声字、会意字、合体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半意符半记号字。

2.2 “六书”理论的时代价值

第一，厚重价值。“六书”理论形成初期是与汉字构造相关的系统化理论。该理论的创立承载着汉代所有学者的丰功伟绩，其学术上的创新及内容上的丰富凝聚着历代汉字专家学者的“心血”，其之所以能够成为汉字构形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由于历代学者对其学术蕴涵的扩展。同时，以对传统“六书”理论演化进程的摸索为基础，积极创新形成符合相应时代要求的全新文字理论，同样体现出了“六书”理论在学术方面的厚重价值。

第二，普适价值。“六书”理论的产生象征着“精华和智慧”，特别是通过近千年的理论丰富后，后代学者基于对“六书”理论的探讨发现其具备普适性。若能精准掌握“六书”理论的本质理念，从整体着手发现变化的基本规律，概括出相通性理论以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汉字构造，则能够发现其具备较强的普适性，同样能够发现其具备较高的理论价值及利用价值。此种普适性是客观存在的，其发展还具备渐进性、传承性、周期性。

第三，延展价值。“六书”理论的形成及演变，不仅有时代背景因素同时还有社会需求因素；然而从理论角度来看，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时代范畴。从某种程度而言，截至当前“六书”依然是人们对汉字形体构造进行探索的重要理论基础。“六书”理论不但归纳了汉字发展的根本规律、整体趋势，同时还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所有精神。如此的理论，在汉字学科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必定会在理论分析中展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3 “六书”理论的认知语言学解析

3.1 语言观

（1）体验性

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任何体验及感受都反映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其所有的认知活动都是以自身的真实体验为前提的。汉字作为汉语言必不可少的“材料”，其同样具备相应的体验性，比如在造字初期首先形成的是象形字，象形字主要是通过文字将事物的外形勾勒出来，以文字来描绘事物的轮廓，以“形”表“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及：“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即象形字就是通过图画将某个具体的事物展示出来，用以构造汉字，比如：“日”、“月”等字。

（2）隐喻性

所谓“隐喻”，主要是指从某个抽象的概念域映射向具体的概念域，属于认知手段范畴，展示出人类的认知理念逐步从“具体直观”向“抽象概念”转变，会意字的创造则充分反映了此点。例如：“武”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可见，“武”包括“戈”、“止”两字的含义，“止”为“趾”字的本体，代表“足”；“戈”为古代常见的兵器，代表人们持戈行进，以武力征服他人。

（3）理据性

汉字创造也应遵守理据性，汉字的“义”与“形”间同样是存在理据关联的，主要反映在形声字与会意字方面。例如：“河”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从水可聲。”其声旁“可”代表“河”的古音，当前只有引导整字读音的效用；其形旁“氵”表示“河”。

3.2 语言习得观

（1）概念习得

语言习得是从具体转向于抽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牵扯到人们的系统认知能力，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能力。汉字是汉语的关键构成部分，其习得同样是从具体向抽象转变的过程，此过程极其重要认知能力的系统性，在此过程还会用到已有的概念及含义，同时产生全新的概念及含义，以概念化针对汉字实施抽象概括，从而更加好的掌握汉字的意义。所谓“认知能力的系统性”，主要是指人类大脑中所有与客观世界相关的感知，比如：概括归纳、审美认知、抽象概括、意象图示等等。

（2）构式习得

构式是语言的基础性单位，其主要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头脑当中，通过构式将意义与形式相互匹配，借此以构造语句与语篇。在汉字创造过程中，反映出意义和形式间的联系，体现意义和形式间互相匹配的根据，确保汉字习得能够做到“有理、有据”。汉字理据性具备客观性，并非是偶然形成的。例如：形声字，以象形为前提了解形旁的意义范畴，能够据此推断出此字的含义；会意字，以象形为前提集合所有构件的含义便能够了解整字的含义。在形声字与会意字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常见汉字部件的含义，还应把握其在整个字中所处在的位置，据此能够推测出汉字的构成形式。

4 汉字“六书”造字法

4.1 象形造字法

（1）理性思维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认知逐渐从感性认识转向于理性认识。感性认识主要是由知觉、感觉以及表象等构成；知觉用以体现事物的外在关联，感觉用以体现事物的极少数属性，表象是已经被感知的事物再次展现在人脑中的形象。象形造字法主要是以表象为基础，然而并非是表象所能全面覆盖的；其来自于自然，又超过自然，是逻辑思维的成果，与判断、概念、推测的过程相符。相较于形式逻辑，象形造字法在体现概念的过程中，并非是采取定义及区分的形式，而是在联想的支撑下让思维融入到形象思维中。当前，人们所看到的象形字，事实上是古代人民对现实事物加以归纳的成果。人们在象形字中不再看到现实的事物，而是由若干线条所构成的极其神似的汉字。此些字都是在联想的基础上对现实的物象进行艺术概括而产生的，所有象形字都不再是写实的，而是艺术的代表形象。

（2）修辞思想的启示

古代人民在采用象形造字法创造文字时，已完全摆脱图画框架的限制，逐渐进入到“似象非象”的境界中。在文字形成前，古代人民如何通过语言来传达思想已经无从考证；然而，汉字的产生不但扩展了语言的时空范畴，同时将其控制语言的理念运用于汉字中。在相对有限的象形字中能够窥探出古代人民在语言应用过程中的修辞思想，集中反映为对借代、比喻等手法的应用。象形字不同于图画的根本在于象形字即使注重客观、可感的形象，然而其并非局限于此，象形字所体现的是似是而非的“象”；其成为“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古代人民在长时间的语言表达中不仅把握了“以所知喻不知使人知”的思想，同时可以轻松找到“使人知”的着手点。在世界万物间，不仅存在迥异关系，同样还存在相关、相同以及相似等关系，其中相似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古代人民在客观物象与心灵感应间发现了相似点，即象形字事实上就是物象的“喻体”，属于比喻范畴的借喻。

4.2 形声造字法

形声字是由声符与义符两部分构成的文字，大部分形声字的义符是基于“形义统一”准则来选取的，声符则是基于“标音、示源”准则而选取的。从义符角度来看，其主要用于对同声符字进行区分，然而义符的明确并非是盲目的，而是具备相应规律的，也就是要严格遵守“形义统一”的准则。此准则让造字者在创造文字时应按照该字的意义以选取与其相关的已成部件来用作义符。所以，义符单独应用时的意义则会与该字的字义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联系，产生了形声字区别于其他造字方法的主要特征——义符的示意作用，也就是义符具备反映形声字意义的作用。义符的示意作用主要反映为义符的某个义项与由其组成的形声字的字义间的关联，能够表示该字的字义。由于义符仅仅是划定了形声字的大致范畴，其与形声字意义间的联系是多样化的。普通形声字并未全面传达出形声字的详细意义。比如：选择“手”作为义符时，既可将“手”置于字的左侧（抓）、又可将“手”置于字的下方（挚）；这时“手”作为义符表明与其构成的形声字是和“手”相关的概念。因此，在对形声字的字与义符间的联系进行考察时，不得简单地在字义和义符间构建联系。

在新事物还没有产生以前，造字者无法以某个义符创造出非常多的字，等新事物出现后将其相互对应。字的创造正是由于新事物的产生，因为需要对此些事物进行区分，则需求人们创造出全新的字。比如：在“弓”字被创造后，则无法对弓上的部件“弦”进行区分指称，就应创造新字来指称它，由于“弦”是人使用的，通过手来操作，因此人们或许会创造出声符为“手”或者是“人”的字，但是“弦”是“弓”必不可少的部分，与“弓”密切相关，所以创造“弦”字以指称此部分是最科学的。因此可知，文字创造过程中并非是纯粹地按照义符来造字，而是按照字义需求以选取和字义相关的义符，创造新字，因此字义和义符之间产生了各类不同的关系。

4.3 会意造字法

（1）形象会意

形象会意是以示意性的图画来表示词义的造字方法。形象会意主要有两种形式：（1）对事物和人的静态或者动态开展描绘以提示、体现字的意义。例如：

（走），反映了人们在奔跑时的动作姿态：双腿呈跨步状，两只手臂上下、左右摆动，代表跑的意思（该字是古时的“走”字，人们通常会将其误认作“夭”；现在的“走”字是在其下方加上象征人脚的“止”而构成。）。（2）以象形符号的多种多样组合以提示、体现字的意义。比如：森，由三“木”叠加而成，代表森林；众，由三“人”叠加而成，代表众人。

（2）抽象会意

抽象会意是相较于经过形象化的图形来体现字义的会意方式来说的，其基于字义的各种组合以提示或者解释字的意义，或者以2个及以上的字构成短语以提示或者解释字的意义，接着将其合成字，用于代表此词的意思。此类文字创造方法是汉字转变成笔画文字后形成的（有些人将甲骨文当中的“雀”字看作是由“小隹”组合而成的会意字，事实上“雀”是由以“小”作为声符、以“隹”作为义符而构成的形声字），在汉代后会意字比较常见。此类会意方法还存在着变体，即将两个字基于空间关系构成短语，用于提示将要展现词的意义。例如：“尖”字，将“大”字置于“小”字的下方，代表“上小、下大”的含义，用于表示“尖”词。然而，用此类方法是有较大难度的，因此其造出来的字是非常少的。

4.4 指事造字法

基于许慎的例字“下”、“上”以及小徐本中注有指事的“末”、“本”以及“刃”等字的构造特征，人们推论出“指事字”实际上就是通过抽象符号以代表字义所想表达事物的字。因为指事与会意、象形、假借以及形声等造字法相似，牢牢把握字形与意间的关系，因此受到了世人的广泛使用，与许慎的“指事说”最为相符，在各家学说中是最科学的。如果该说法是成立的，那么许慎所定义的“识”应与“帜”相通，表示“记号、标志”，许慎将其定义为：“指事者，视而可见识，察而可见意。”指事字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抽象性和形象性的相互统一。现代学者提出“指事”应概括成：以单纯的指点符号或者是基于象形文加上相应的指点符号进而创造出全新的文字，此类造字方法就是“指事”，通过此种方法所造出的字就是“指事字”。

指事字事实上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以象形字为前提加上指点符号而组成的指事字；第二，由单纯的指点符号组成的指事字。由单纯的指点符号组成的指事字，是基于传统的结绳记事与利用部分比较简单的记号而形成的，字的数量十分有限，一、二、三、四（亖）、下、上、圆（○）、方（□）等字均属于此范畴。裘锡圭先生所提及的表意字当中的抽象字便属于此类型。对于以象形字为前提加上指点符号而组成的指事字，可以将其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减体指事，即基于象形字省略部分部件以代表字义的指事字。比如：孓（“子”字减去左臂）、孑（“子”字减去右臂）、片（“木”字减去左半边）。第二，加体指事，即基于象形字添加指事性标志组成的指事字。例如：天、朱、末、本、臀、亦等等。第三，变向指事，即基于象形字对其方向位置进行转变用以表示字的意义。比如：左（将“右”的方向进行改变）、逆的本字（将“人”倒放，代表不顺利）、县（去“首”倒置）等等。

4.5 转注造字法

转注在古代造字及汉字简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转注字并非是后代人们所提及的“互训字”，同样并非是“部首字”，而指的是表声或者表形的构字部件有省笔的字。在文字刚形成时，其笔画较为复杂，很多字都被用作表声或者表意的字符。如果通过省笔来创造新的字，即“转注”。在《说文解字》中，明确注明的转注字大约有424个。笔画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汉字简化则应做到“有章可循”，唯有如此才可被人们所识别、使用。可以说，转注实际上就是对笔画进行简化的造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转注字其实是简化笔画的会意字或者形声字，其构字部件即使并非是整字，然而选择的依然是其原字的“音”或者“义”。

转注造字法推动了汉字简化的进程，后代人民依然在沿用着转注的方式对汉字加以简化。比如：“尿”、“屈”等字，都是对“尾”字的简化。在《说文解字》当中，“尿”、“屈”等字的写法依然从“尾”，其属于会意字范畴。其后，“尾”简化成“尸”，则属于转注字范畴。对于“尿”、“屈”等字，难以判定成其他的造字方法，此即古人所讲的“转注”，需要将“尸”视作“尾”，否则无法分辨其字义的根本来历。转注自身便属于简化书写的造字方法，通过转注法对汉字加以简化，更加有助于推动简化汉字的普及与使用。

4.6 假借造字法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将“假借”概括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即言语运用过程中某词的“义、音”已经形成，但是还未及时创造出指示此词意思的文字，出于记写的要求，因此就用近音字或者同音字来表示此词。许慎例举了“令”、“长”两字。他指出“县令”中的“令”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但是文字当中并无能够记录此概念意思的汉字，因此就借用“号令”中的“令”字；“成长”中的“长”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但是却没有字可记录，因此借用“长久”中的“长”字。假借造字法的显著特征为“本无其字而借用他字”。

假借造字法的出现有效填补了指事、象形、形声以及会意等造字法受“形”限制的缺陷，古代人民将“假借”概括成“六书”之一，是他们在长时间运用汉字中的真切体会。能够说，“假借”被划入“六书”是汉字发展的必然，人们无时不刻都在采取“假借”的形式以应付不断变化的描述对象。假借作为造字法不但反映在假借的结果形成了大量与原字相应的同形同音字，还反映在其连带孳乳出若干近音字或者异形同音字。比如：“乎”字原本用于表示“呼叫”，在被借用作表示语气词义的“乎”后，们创造出全新的形声字“呼”以代表其原本的意义；“其”字原本用于表示“簸箕”，在被借用作表示语气词、代词义的“其”后，为了避免歧义问题，人们创造出全新的形声字“箕”以代表其原本的意义；“益”字原本用于表示“水漫出”，在被借用作表示“利益”以后，人们创造出全新的形声字“溢”以代表其原本的意义；“北”字原本用于表示“相背”，在被借用作表示方位名词后，人们创造出全新的形声字“背”以代表其原本的意义。此部分派生孳乳出的新字即使不属于假借自身直接创造，然而其却均是间接性地由于假借而形成，如果无假借造字法，则不会形成此些全新的形声字，从此方面而言，假借的确具备孳乳催生新字的作用。

5 结论

综上所述，“六书”造字法是汉字的精髓所在，是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造字方法。以“六书”造字法对汉字发展进行研究，是传承及发扬汉字文化的重要途径。唯有将“六书”造字法包含的创意方法和现代平面设计当中的字体设计相互融合，才可以在“六书”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不仅满足全球化设计趋势，又传承汉字文化意蕴的汉字作品，进而有利于汉字在全球各国间的传播，加速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